明清人口资料和生活水平估计

按照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崇祯三年人口大约1.9亿。

    明末战乱损失的人口大约四千万，崇祯十七年人口大约1.5亿。

    清初战乱又损失大约四千万，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估计顺治十二年大约1.19亿。

    从1.19亿增加到4亿，清朝人口增速是低于当时世界同期的。尤其是晚清时期没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爆炸，中国人口在世界占比是降低的。

    例如东南亚，【1850-1986年间，世界和亚洲的总人口大约只增长了3倍。东南亚却增长近9倍，总数达到4.1亿，在亚洲总人口中的比重因此大幅度上升：1500年为7%，目前已增至14%以上。】

    对于清朝所谓的“人口奇迹”，《中国人口发展史》第十章第五节【怎样认识清朝的“人口奇迹”】有专门论述，它的人口增长率不但横向上低于世界同期，在纵向上也低于很多历史时期。

    而且这个所谓的“奇迹”，带来的生态破坏是巨大的。植被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等问题，现在还在还债。

    到了清朝，中国可以说是陷入普遍贫困。

    马戛尔尼一行于1793年五月十四日到达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同年十二月从广州起程返回英国。

    在马戛尔尼眼里他所看到的大清帝国的人民可谓是民不聊生，让英国使团触目惊心的是：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民衣衫褴褛衣不蔽体，我们扔掉的食物残渣他们都抢过来吃。”

    他的另一位副使约翰·巴罗在他的《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说到：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的迹象和农村繁荣富饶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看见树木，房子几乎都是用泥土盖成，屋顶上盖着茅草抵挡风雨……无论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和英国的小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穷落后的景象。”

——

    而在晚明来到中国的利玛窦，是这样记载的：

    “食用蔬菜的种类和质量和栽培植物的种植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些中国人使用的数量都要比欧洲人的通常数量多得多。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是终生完全素食的，或因为他们贫穷而不得不如此，或因为某种宗教原因而接受这种生活习惯。蔬果花草的丰盛程度确实让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

    “中国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但别的肉也很多。牛肉、羔羊和山羊肉也不少。可以看到母鸡、鸭子和鹅到处成群。但是尽管有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这些马属或狗属的肉在各处市场上都有出售。在有些地区，牛和小羚羊因为某种迷信或农业上的需要而禁屠。野味，特别是鹿、野免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很便宜。”

    另一位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Gruz）是这样记载的：

    “有大量黄牛肉和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广州的官员统计当时广州城一天所消耗的猪就有五六千头），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售，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100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蛎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有的是……，广州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差不多。”

    在他的眼里，广州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差不多，而广州在大明不是最繁华的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是江南。

    陈舜系在《乱离见闻录》回忆万历时期情景：

    “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

    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

    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

    丁耀亢《古井臼歌》回忆（其著作大部分被满清禁毁）：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想起我在万历年时的生活场景，神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总是多丰收年，东西都非常便宜啊，大家的实际购买力都很强啊。基本上都见不到上门收税的税务人员。神宗皇帝在位的这四十八年里，人们活得那个滋润，就像迷醉了一般！）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舂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哀？

    吴伟业回忆：

    “余生也晚，犹见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风习最为近古。”

    （俗阜，意思是谓民众富庶）

    万历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大明二百多年承平的积累。

    不要把清朝的普遍贫困、清末民国的土豪劣绅统治，当作对中国古代的整体印象，那是极端错误的。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才是真正的和平年代丰年景象。

    按照英国学者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估算，明朝时期1600年中国的人均GDP，和西欧整体人均GDP是接近的。

    当时最富裕的荷兰人均也就大明两倍，但大明江南繁华地带是能同荷兰相比的。

    到了清朝刚刚灭亡的1913年，中国的人均GDP，和西欧相差六七倍，和最富裕的英国相差九倍。而且相比明朝都是下降的。

    中国人均生活水平恢复到明朝时期，大约是六七十年代。平均亩产也是在那时候恢复，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之后得益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化肥、良种，迅速完成对古代的超越。

    在GDP总量估计上，1600年的大明是西欧整体的1.45倍。

    1913年则完全颠倒过来，西欧整体是中国的3.75倍。

    现在的中欧国力对比，才是返回历史上的常态，清朝则是不正常状态。(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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