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母系氏族

【“高大父，阿父，小阿父，”  嬴子慕的声音在静谧中响起，“你们可知，我们今日所见的‘男婚女嫁’，男子为尊的世道，并非天地初开便如此？

在悠远得难以想象的岁月长河中，这片土地上，乃至整个人间，曾长久地沐浴在另一种秩序之下，

那是一个以女性为核心、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绵延了数万年之久的时代，我们称之为母系氏族社会。

它的余晖，直至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才逐渐淡去，其影响之深，烙印在我们文明的基因之中，从未真正断绝。”

她拿起平板，指尖轻点，一幅幅由考古发现复原的影像、图表、遗址照片在投影仪的幕布上缓缓呈现。

『茂密的原始森林边缘，稀树草原之上，一群裹着兽皮、手持简陋木棒和石块的早期人类正在活动。

女性三五成群，熟练地采集着野果、挖掘块根、捕捉小型动物或昆虫。

男性则组成小队，谨慎地追踪着大型猎物，但成功几率不高。』

嬴子慕指向画面，“在人类脱离猿类、蹒跚学步于地球的漫长岁月里，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生存是唯一的主旋律。

彼时，生产技术极端低下，工具简陋，对自然和自身的认知都处于蒙昧状态。”

“后世史书或神话中，常记载‘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如简狄吞玄鸟卵生商祖契，姜嫄履巨人迹生周祖弃，华胥履雷泽大迹生伏羲，女登感神龙生炎帝……这些充满神异色彩的‘感生’故事，”嬴子慕语气一转，

“其核心，并非歌颂神迹，而是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普遍社会状况！”

“早期人类对两性结合与生育之间的必然联系缺乏科学理解。

女性周期性的月经、明显的妊娠分娩过程，使她们被直观地认为是生命的唯一来源。

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模糊不清的。因此，“父亲”的概念在那个时代是缺失的。

子女自然只认识自己的母亲，血缘关系只能依母系追溯。”

“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最自然、最稳固的社会组织单位，便是以一位共同的女性祖先为核心，由她的女儿们、女儿们的女儿们，以及这些女性的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群体，这就是母系氏族的雏形。

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财产共有，孩子们在母亲和姨母、外祖母的关爱下成长。”

“那么，为何女性会成为氏族的核心而不仅仅是生命的赋予者？”嬴子慕切换画面，展示分析图表，

“关键在于生存！在那个茹毛饮血、朝不保夕的时代，获取食物是头等大事。”

“男性狩猎，高风险低回报，依靠简陋的武器狩猎大型野兽，成功率极低，通常不足30%，且伴随着巨大的伤亡风险。

狩猎成果不稳定，无法成为氏族食物的可靠来源。

相比之下，女性承担的采集工作如野果、坚果、可食用的植物根茎、种子、菌类、昆虫、鸟蛋、小型动物如兔子等，提供了氏族70%以上甚至更多的稳定食物来源。

她们的经验、识别可食植物、追踪季节变化的知识是维系整个群体生存的关键。

女性还承担了缝制兽皮衣物、照料火塘、搭建简易居所等保障生存的重要工作。”

“因此，”嬴子慕总结道，“在生存压力巨大的旧石器时代，女性凭借其在生命繁衍和生存保障两方面的核心贡献，无可争议地成为氏族社会的组织者和维系者，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尊重。

这是母系制度得以确立并长期延续的最根本基石。”

嬴子慕接着切换影像：

『郁郁葱葱的河谷地带，出现了半地穴式的圆形或方形房屋村落。

女性在田间用石铲、骨耜耕种粟、黍，或在陶窑旁制作精美的彩陶。

大型的公共墓地井然有序。祭祀场所中，丰乳肥臀的女神像被虔诚供奉。』

“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气候转暖，万物复苏。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嬴子慕的声音充满敬意，

“而这场深刻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其主要的推动者和早期的掌控者，依然是女性。母系氏族社会也因此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

“是谁最早注意到落地的种子会发芽？是谁年复一年地观察、选育，将野草驯化为庄稼？是谁发明了最初的耕作工具？”

嬴子慕指向画面中在粟田、稻田间劳作的女性形象。

“长期的采集实践，使女性对植物的生长习性、可食部位、成熟季节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

她们最有可能在居住地附近，有意或无意地将采集来的种子撒下，观察其生长，并逐步进行人工选择和培育。

河北武安磁山文化（距今约8000年）发现了大量储存粟（小米）的窖穴，堆积之巨令人惊叹。

浙江浦江上山文化（距今约1万年）发现了最早的驯化稻遗存。

这些最早的农业遗存，都与女性主导的定居生活密切相关。”

“用于点种、松土的石铲、骨耜等工具，其雏形很可能源于女性采集使用的挖掘棒。

她们是早期农具的主要使用者和改进者。

定居生活和粮食储存的需求，催生了陶器的发明。

考古发现普遍认为，早期制陶主要由女性承担。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上面绘制的鱼纹、蛙纹、植物纹等，无不渗透着女性的审美和对生命的理解。”

接着影像聚焦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距今约5500年）那令人震撼的发现。

“这里发现了中国迄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女神祭祀遗址。神庙主室出土了相当于真人三倍大的泥塑女神头像，面部特征清晰，双眼镶嵌圆形玉片，炯炯有神。

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女性塑像的乳房、手臂残块，均突出表现女性的性征和生育能力。

在女神庙附近的祭坛上，发现了2000余件陶纺轮！

这绝非偶然，它清晰地昭示着：祭祀权、象征丰产与生命的女神崇拜权，与当时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纺织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女性社会权威的神圣支柱。

嬴子慕紧接着调出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6300年）墓葬的对比图和数据。

女性墓葬中，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铲、石刀、骨镰、蚌镰等工具占比高达80%  以上，且制作精良。

而男性墓葬中，此类工具占比仅约35%，且质量相对粗糙。

狩猎工具在男女墓中都有出现，但并非主流。

女性墓穴的平均面积显著大于男性墓穴约1.5倍，随葬品总量也普遍更丰富。

“这些冰冷的考古数据有力地说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女性是社会经济生产的主力军和主要组织者。

她们掌控着重要的生产资源，并因此在社会地位和财富分配上占据主导。

墓葬规格的差异，正是她们社会权威在死后世界的延续。”

嬴子慕在屏幕上写下几个古老的姓氏：姬、姜、姒、嬴、妫、姚、妘、姞。

“阿父，您姓‘嬴’。可曾深究过‘嬴’字为何从‘女’？”她问道，随即解释，

“‘姓’，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核心标志，是辨别血缘、区分氏族的根本符号。

在文字初创时期如甲骨文、金文，许多最古老、最显赫的‘姓’，都带有鲜明的‘女’字偏旁！”

“姬，黄帝之姓，传说居姬水。周王室姓姬。

姜，帝之姓，传说居姜水。齐、许、申、吕等国祖姓。

姒，夏后氏之姓。大禹姓姒。

嬴，少昊之姓。伯益（大禹助手）后裔。

妫，舜帝之姓。

姚，舜帝另一说之姓，或与妫同源。

妘，祝融八姓之一。

姞，黄帝后裔十二姓之一。南燕、密须等国之姓。”

“这些‘女’字旁的古老姓氏，正是母系氏族时代‘从母得姓’制度的活化石！”嬴子慕斩钉截铁地说，

“它无声地诉说着：在悠远的过去，一个人的身份归属、血缘传承，是由母亲决定的。

这是母系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文化基因烙印。”

接着嬴子慕投影在幕布上影像有了变化：

『画面中出现更大型的聚落和城堡雏形（如河南龙山文化古城）。

男性形象变得突出，手持更先进的石犁耕地，或在冶铸炉旁劳作。

墓葬中，男性开始拥有更多、更精美的随葬品，甚至出现象征权力的玉钺、玉琮。

战争场景增多。』

“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嬴子慕的语气带着一丝历史的沉重，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犁耕农业、冶金技术（铜器）的出现和私有财产观念的萌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革。

男性逐渐在经济生产、军事活动和财富积累中占据优势，父权制开始悄然崛起，母系氏族社会走向衰落。”

“石犁的发明和应用，使得深耕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效率。

但驾驭耕牛、操作沉重的石犁是高强度体力劳动，主要由男性承担。

这使得男性逐渐取代女性，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力量。

山东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等地出土的石犁，标志着这一关键转折。

青铜冶炼技术的掌握，使得更锋利、更坚固的武器得以制造。

部落间的冲突、掠夺和征服战争日益频繁。男性凭借体力优势，成为战争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军事首领的地位急剧上升，权力和财富开始向这些男性武士集中。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玉钺，正是这种权力转移的物证。”

“大型牲畜，如牛、马的驯养和放牧，也多由体力更强的男性承担，成为重要的财富来源。

“伴随着婚姻形态的逐步稳定，从群婚、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男性对自身在生殖中的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嬴子慕展示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750年）的DNA研究成果。

“该遗址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南区44个个体共享线粒体DNA单倍型D5b1b，北区14个个体共享M8a3。，

这清晰地表明，当时仍然保持着按母系血缘分区埋葬的传统，母系氏族的结构依然存在。

但是！通过跨墓区的Y染色体DNA比对，研究者成功识别出了几对父子关系，例如北区M12墓主与南区F8墓主。

这证明了一个关键事实，男性已经能够在通婚的氏族中确认自己的亲生子女了！

这为“父系继承”观念的萌芽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父亲开始希望将财产和地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不是姐妹的儿子。”

幕布上画面展示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墓葬的对比。

“”男性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质量开始显著超越女性。

象征财富的猪下颌骨、象征权力的玉钺、精美的陶器、酒器大量出现在男性墓中，特别是那些疑似首领或武士的墓中。

女性随葬品则相对减少，且多为纺轮、装饰品等。

开始出现成年男女合葬墓，且多为男性居中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的葬式，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

清晰地反映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已经确立。”

嬴子慕的声音有些沉重:“  在一些高等级男性墓葬旁，开始出现陪葬的女性或奴隶，如河南安阳后冈、陕西神木石峁等遗址的迹象，这是父权与阶级压迫结合的最残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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