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8章 爪哇元的出现（上）

第848章  爪哇元的出现（上）

    比起中原，在南洋，由于距离遥远，中央权威甚至都不如已经很薄弱的中原。当地元朝地方武装的情况，也还要更加混乱。

    不过这边也有好处。由于远离元朝中央，因此朝廷对这里的波及并不算大，以至于时间长了，当地还能逐渐自行恢复秩序。最起码，这边的大海商们能自己打出几个领头的来，而不是被大都那边带著，越来越离谱。

    其他几个元朝残余势力，基本上都是以逃亡的前元军为基础，以元朝边缘地区的行政区为基本架构而组成的。由于元朝的地域面积确实非常巨大，因此，总有一些能让他们喘息的地方。元顺帝逃离大都之后，明军也只是控制了中原而已。岭北、辽阳、征东等行省，以及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区，依然是在元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

    虽然说，像是王保保这种人，你说他算不算「元军」，好像都能说得通————但整体来说，这些人都是在元末混战时，就形成的有组织军队。在元末历次战争中，都充分参与了进去一打的谁另说就是了。

    而南洋这边则不同。最初的时候，大家甚至不太在平中原那边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谁打赢，结果对这边都是一样的。直到中原的战事基本结束，明朝的态度日益明显，这些人才突然反应过来，不过这时候，元朝已经连蹦跶的力气都没了。是个人都能看出，明朝是肯定要得天下了。

    不过对于商人们来说，有个好处是，也并非所有人都毫无准备。当时在巨港经营茶叶生意的大商人陈文康，就提前进行了不少准备，因此情况有变之后，很快就拿出了对策。

    陈文康祖籍在福建，是当地著名豪强。元末，福建地区有名的大军头陈友定，就是他的远房族叔。由于经常耳濡目染，他也了解一些军事知识。从祖父开始，就开始为大元效力。虽然官职不高，但就算在大都方面陷入混乱的时候，也依然在替大汗稳定当地秩序，拥护大元朝廷。

    究其愿意，是因为自从忽必烈灭南宋之后，就给当地非常优惠的政策。尤其是他们福建地区。

    南宋在福建，年征税米70万石，元初骤降至27万石。福州的田亩登记数，从10万顷缩至4千顷。税收压力大为减少。而其他政策，也倾向于放任。

    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之前南下灭宋的战争太过惨烈。虽然大家都说南宋窝囊暗弱，但蒙古—大元政权，打遍大半个已知世界，都没有遇到这么难对付的对手了，甚至连大汗都搭了一个进去。忽必烈自己就是大汗暴死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清楚这里头的风险。

    因此，从主持南征开始，他就以赋税轻作为宣传点。军队一路南下时，也是一边攻城略地，一边废除南宋各种苛捐杂税。再加上南宋末年，财税系统的问题愈发严重，很多人对此颇为支持。忽必烈第一次率领东路军时，能够一改之前屡屡受挫的状况，顺利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按他自己的总结，就是因为南宋在当地的主官非常凶暴，而他及时废除了各种对百姓敲骨吸髓的赋税摇役，因此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自此之后，就一直把这一点作为原则。可以说，元朝能够迅速打破僵局，一统天下，「简宽「的赋税就是重要助力。

    不过元朝立国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朝廷的行政能力比预计弱的多。放出去的事情，就根本收不回来了。

    在北方延续丁税地税的同时，元朝还允许江南继续维持宋制，并且在宋代秋夏两税的基础上大幅调降基准，等于各地的税制都不一样。北方战事结束后，元廷又特令沿用宋斗斛计量，不用调整，使得纸面税率就较南宋降低30%以上。在福建，元朝甚至直接采取「自报田亩「的政策，等于朝廷成了叫花子，大家给多少，全看对大元有多少善心。而且即便明知这样会大量瞒报，仍维持低税率。

    而且，元廷似乎分不清地方上的大地主，和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农民之间的区别。政策过于「宽省」，官府又没有执行能力，使得连这种纸面上的税收都无法维持。在蒙古军户几乎完全破产、河北军户也在承受实物征发与钞法贬值双重压迫的同时，江南地主反而可以通过各种手法，继续逃避税收。这些或合法或不法的手段，甚至都能叠加————哪怕在湖州这样的江南核心粮产区，地主都能通过「以熟为荒「等手段，继续降低税率。只这一种办法，又能免去三分之一。

    结果，人口繁盛、富甲天下的江南，提供的税赋只占了元廷总收入的2.7%，当时的名人也纷纷在江南广置田产。像是名士赵孟，他家的田庄，纳秋粮时，一亩地只用给六升，这还是名声太大不好推脱的情况。等到元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同样无能为力。

    在塞里斯乃至全世界的农耕区，这个时代，政权最基本也最稳定的税收，始终都是农业税。可以说，这个税种决定了国家财政的下限，是稳定国家机器的压舱石。然而，大元立国以来，连土地的清丈问题都搞不清楚。

    至于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田籍「更是长期混乱，既找不到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该收多少。

    元仁宗至元文宗统治期间，朝廷曾多次派出专人，在大江南北清理田亩，结果越调查越糊涂。朝廷本身，也陷入极大混乱，根本没有彻底清查的能力。因此，当时的文人一边感慨，大元「赋税甚轻，徭役极省「，实在是仁政的典范；另一方面，又承认整个元代，都是「迄无田制「的状态。

    当然，就像其他很多权力体系一样，在大元秉持「无政府主义治国」的同时，国家内部并不会真的出现田制的真空。朝廷不管，那就会有其他人去管。

    因此，各地田主、商人，纷纷开始制定自己的规则。陈文康一家也因此迅速富裕起来，从普通商人，成为一方豪巨。等到元末，秩序崩溃，他们家因为世受大元恩惠，自然也行动起来，武装保卫大汗。

    而且，福建的情况，比其他地方，还要更为特殊。在这边，最大的问题，甚至都不是混战的起义军和士绅武装了。  

    当时，在泉州地区的波斯人，也趁机组织了一批「义兵」，称为亦思巴奚军。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和其他各地的情况差不多，不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总之就是大家相互结盟，彼此打来打去，乱作一团。但这些波斯兵太过逆天，不久之后，就连之前和他们结盟的当地元绅，都受不了他们。

    最后，当地实力最强的亲元派军阀陈友定带兵来到泉州，其他大族纷纷响应，连波斯人扶持的当地汉人官吏，也征集民兵，转过来一起攻打亦思巴奚军。

    关键时刻，发现波斯人大势已去，城里的阿拉伯人立刻反水，不但不帮教友进行抵抗，还打开城门，带元军入城。之后，还给元军带路，四处捕杀逃亡的波斯人，摧毁他们的寺庙。

    最终，亦思巴奚军近乎全灭，波斯人藏匿的天方寺也全部被捣毁。只有阿拉伯人的大庙，因为站队积极，坚定支持大元追杀波斯人，得以保留下来。

    波斯人战斗力不强，之前只能和当地豪绅的民兵打来打去，遇到陈友定这个级别的正规武装，就直接完蛋了。但他们造成的破坏，却十分巨大，而且持续祸祸了很长时间。因此，事后，当地人痛定思痛，开始反思之前的政策，考虑后面应该做什么。

    之前，在各大商港，大元也都推行高水平开放政策，推动海上贸易自由化。对于来往商船和各国商人，态度十分开放包容。泉州港作为当时大元、甚至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每年都能提供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因此，大元也非常重视营商环境，给能够带来财税的大商人，直接提供各种保护乃至特权。

    朝廷专门起用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额定的舶来货品和额定课税，就可授官，掌握实权。而且不止在地方，当地县志说，有些「蕃商」能够「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盐场引自为市」，直接对朝廷施压，对户部发号施令。大元朝廷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外国大商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在地方上有坚持原则的士绅，带头坚决抵制，才让外国商人控制盐场的计划意外失败。

    而亦思巴奚战乱的首脑赛甫丁、阿迷里丁两人，就都是因贸易捐官和保卫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义兵万户」，掌握保卫泉州港的地方武装。他们这一系的人，在泉州前后经营七十多年，可谓树大根深。而他们的核心力量，就是从海上来的波斯人。

    亦思巴奚兵乱被平定之后，当地干绅便改变了对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态度。因为地理原因，许多当地大商人同样经营海贸，对于海上商路的运行，心里是有数的。他们认为，既然这些波斯人沿著海上商路过来，那么他们肯定不止在泉州这一个地方有据点。沿途那些商栈和商业殖民点的力量，未必比泉州的亦思巴奚军弱。

    要是放任不管，那么这些人很可能还要卷土重来。因为只要贸易还在进行，源源不断的利润就会和之前一样，驱使从波斯本土到沿线商栈的人，不断再涌向商路的末端—一泉州。

    有些熟读历史的士绅也警告说，当年岭南的广州也遭遇过这种情况。唐末的时候，广州的波斯和大食商人，就率领自己的同族发动了叛乱，甚至一度驱逐了唐朝设置的官员，霸占了广州港。不过当时黄巢正好南下，两边碰上之后，波斯军大败，广州的外国人被杀戮一空。但城市和港口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不复往日繁荣了。

    在士绅们眼中，黄巢和波斯人属于黑吃黑，不可能指望每次都有这么巧的好事。而且现在这个样子，泉州港已经禁不起再一次折腾了。为今之计，只有大家主动配合起来，主动出击，沿著商路南下，清理沿途波斯人，才能阻止这件事情，防止重蹈覆辙。

    当时还是个年轻愣头青的陈文康，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设法说服了家里长辈，疏通关系，从陈友定那边借来几名军官，训练自己的仆从、水手，然后出海追击波斯人。

    那会儿的时机也比较好。波斯人一向人厌狗嫌，此时正是失势的时候，因此大家都乐意配合他行动。在残存的阿拉伯商人的带领下，他开始带人在从福建到巨港的广袤南洋活动，四处搜索和摧毁波斯商栈，清洗波斯商人的定居点。在这个过程中，不但靠打击波斯人，积累了巨万财富，也锻炼出了一套成熟的作战思路。

    然而，他忙完了手头的工作之后，才发现，老家的环境，居然又突然变化了。

    朱元璋从北方南下，打破了当地的环境。当地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明军，连最强大的陈友定，都被击败了。元朝的统治就此土崩瓦解。

    大元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当地深得民心。和其他地方不同，虽然普通人还是没有什么抵抗意愿，以至于各地居民经常反水，连军队都容易溃散，但这边，还是有众多官吏士绅坚持到最后，为大元死节尽忠者不可胜数。

    陈友定兵败后，退入省堂，整理衣冠，面向北面两拜之后，吞药自杀。结果，所部将士争相打开城门，接纳明军。明军入城之后，奔去看陈友定，发现他仍未断气，便将他抬出水东门。正巧遇上大雷雨，陈友定苏醒过来，被戴上械锁送往京城。

    之后，陈友定入宫拜见，朱元璋指责他。陈友定厉声说道：「国破家亡，要杀就杀，不必多言。」朱元璋于是将他与其子陈海一起处死。他属下参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等都拒降而死。另外，还有签院柏帖木儿在楼下堆积柴火，杀死妻妾及二个女儿之后，放火自焚：漳州路达鲁花赤迭里弥实穿上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印章，以佩刀刺喉而死。时人把他俩和陈友定，称为「闽有三忠」。

    在这种氛围下，海外的陈文康等人，虽然早就对形势不甚乐观，但听说老家就这么突然没了，可谓晴天霹雳一般。许多人也因此陷入恐惧和彷徨之中。究竟何去何从，就成了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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