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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千五百九十一章 将岸的决断


林锐从指挥席上走下来,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将岸对面。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会议桌,桌面上散落着几瓶没喝完的水、几个用过的纸杯、几部被遗忘的平板电脑。

  全息投影仪已经关掉了,三叉戟的标志消失了,深色的胡桃木桌面上只剩下灯光投下的、淡淡的光斑。

  “你多久没睡了?”林锐问。

  将岸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微,不是笑,只是嘴角的肌肉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原状。“在飞机上眯了两个小时。”

  “那只眼睛呢?”

  将岸没有说话。他的右手抬起来,在墨镜的边缘停了一下,然后又放回膝盖上。“老样子。不痛。也看不见。”

  林锐沉默了几秒。他从桌上拿起一瓶没开封的水,拧开盖子,推过去。将岸接住,喝了一口,又把水瓶放回桌上。

  这一次他没有洒出来,动作很稳,像是经过了精确的计算。

  “你在美军战略研究室待了多久?”林锐问。

  “八年。”将岸说。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沙哑,但多了一些别的东西——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光滑的、坚硬的东西。

  “三年学员,五年研究员。从伊拉克撤军到阿富汗增兵,从利比亚干涉到叙利亚红线。

  每一场战争,每一个决策,每一次推演。我都参与了。”

  “然后呢?”

  “然后——”将岸的手又抬起来,这一次他没有停,他把墨镜摘了下来。

  那只灰白色的左眼暴露在灯光下,浑浊的,安静的,像一面被遗弃在沙漠深处的、永远不会起波澜的湖。

  那道伤疤从左眼的内眼角开始,向上斜着穿过眉骨,消失在发际线里,银白色的疤痕组织在灯光下反着微弱的光。

  “然后我站在那里,看着投影仪上的推演结果,一块金属碎片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划过了我的眼睛。

  血流了很多。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左眼的视网膜被切断了,视神经也损伤了。

  后来我被银狼米歇尔招募,然后是认识了你,和秘社组织的一次冲突,没有修复的可能。”

  他把墨镜放在桌上,手指在镜框上停留了一秒。

  “那时候,我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我的上司来看我。他坐在床边,跟我说了很多话。说我很优秀,说我的工作很重要,说国家需要我。

  然后他说——‘将岸,你是一个战略天才。但战略天才不只需要一只好眼睛。

  他需要一颗不会被打碎的心。你的心已经被打碎了。你知道那些推演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你知道那些数字背后是什么。你没办法假装不知道。’”

  他把墨镜重新戴上,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精确计算的事情。

  “第二天,我提交了退役申请。”

  林锐看着他。他认识将岸七年了。七年里,将岸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他知道将岸在美军服过役,知道他的眼睛是在服役期间受过伤。

  但彻底失明,则是在和他一起完成那次秘社的任务时。

  但他不知道之前这些细节——不知道那八年,不知道那个上司说的那些话,不知道那颗被推演结果打碎的心。

  “这次辛苦了。”林锐看着他道。

  将岸的嘴角又动了一下。这一次那个动作持续的时间长了一些,像是在酝酿一个真正的笑容,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型。

  “我们是在非洲,推演的结果不是数字。是人。是活生生的、会流血、会死的人。

  我可以在战略研究室里计算一万种战争的结果,但那些结果不会让我流一滴血。

  在非洲——在基达尔,在通布图,在加奥——我亲眼看到那些数字变成尸体。我的计算有了重量。有了温度。有了意义。”

  他停顿了一下。

  “林锐,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老板吗?”

  林锐没有说话。

  “因为你是老板。”将岸说。“你是三叉戟的旗帜。你在前线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你。

  但公司需要一个人在后面运营——算账、签合同、拉客户、处理法律纠纷、和政府打交道、和情报机构打交道、和那些坐在空调房里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人打交道。

  这些事情你做不了,也不应该你做。所以我来做。这就是精算师的工作——不是计算怎么赢,是计算怎么不输。”

  他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很小的笔记本,皮革封面的,边缘已经磨损了,里面夹着几张折叠的地图和几根不同颜色的笔。

  他把笔记本翻开,翻到某一页,推到林锐面前。页面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公式,字迹很小,很整齐,每一行都用尺子画了线。

  公式的旁边有几行潦草的注释,是用中文写的,夹杂着一些英文缩写和军事术语。

  “这是我在飞机上算的。”将岸说。“秘社在三方交界区的基地,如果按照科本的估算,三平方公里,六个大型建筑结构,三排小型建筑,一条六米宽的路。

  这些基础设施的造价——在沙漠里,材料要从最近的城市运进去,最近的公路在六十五公里外,最近的港口在一千公里外。

  水泥、钢材、燃料、发电机、水泵、空调、通讯设备、武器弹药。

  加上人工——沙漠里的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至少一百美元,还要包吃包住包安全。保守估计,这个基地的造价在三千万到五千万美元之间。”

  他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

  “三十二枚SA-24导弹,黑市价每枚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美元,加上运费和保险,大约一千万美元。

  六十辆丰田Hilux皮卡,新车每辆两万五千美元,改装和运输另算,大约两百万美元。重武器——迫击炮、重机枪、RPG、弹药——至少五百万美元。

  加上过去三年的运营成本——人员工资、补给运输、情报网络、通讯系统——至少两千万美元。总投入在七千万到一亿美元之间。”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上,手指按在封面上。

  “一亿美元。这不是恐怖分子的预算。这是一个小国家的预算。

  秘社背后有人。有很有钱的人。有很有组织的人。有很有耐心的人。

  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投入了一亿美元,在撒哈拉沙漠的最深处建了一座城市。他们不是为了打一场仗。他们是为了——”

  他没有说下去。他的手指从笔记本上移开,放在膝盖上。

  “林锐,”他说,“我在战略研究室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永远不要低估对手的智商。

  如果你觉得对手在做一件不合理的事,那一定是你没有看懂他的逻辑。

  秘社的逻辑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他们的逻辑一定很大。

  大到值一亿美元。大到值三年的时间。大到值那座城市。”

  林锐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色已经亮了,淡蓝色的光穿过双层防弹玻璃,在会议桌的桌面上投下一片清冷的、没有温度的光。那片光正好落在将岸的手上,落在他修长的、指节分明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指上。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林锐问。

  将岸沉默了几秒。他的右眼在墨镜后面看着林锐,左眼在墨镜后面看着别的什么。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做一个无声的计算。

  “你已经在会议上做了决定。”他说。“我支持你的决定。用一周时间准备,把情报给CIA,然后我们自己行动。

  这是最合理的方案——既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CIA有资源,有授权,有法律依据。我们有情报,有地面网络,有O2小队。

  两条线同时推进,互不干扰。不管CIA做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不管我们做什么,CIA都不会知道。”

  他停顿了一下。

  “但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林锐看着他。

  “如果CIA决定动手——用无人机或者特种部队——我们不要和他们抢。让他们先动手。

  我们等。

  等他们炸完了,我们再进去。炸剩下的东西,我们处理。

  炸不掉的,我们拆。这样我们的人员风险最小,法律风险最小,商业风险也最小。”

  “如果CIA不动手呢?”

  将岸的嘴角终于动了一下,那个动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大,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笑容了。“那我就去催他们动手。

  我在战略研究室的时候,认识一些人。CIA、五角大楼、国务院。他们可能不记得我的名字,但他们一定记得‘精算师’这个代号。我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附上科本的部分情报。

  不需要太多,只需要足够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然后他们会开会,会讨论,会推演,会写报告。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做决定。而我们——”

  他把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们只需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不管CIA做不做决定,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林锐看着将岸,看了很久。那张被墨镜遮住的脸在晨光中变成了一副沉默的面具,没有表情,没有情绪,没有任何可以被解读的线索。

  但他知道那张面具下面有什么——有八年的战略推演,有一只在医院里失去的眼睛,有一颗被打碎了又重新拼起来的心,有一亿美元的账本,有一座在沙漠深处被建造的城市。

  “好。”林锐说。“一个星期。”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一个轻微的刮擦声,在安静的指挥中心里显得格外清晰。

  将岸也站了起来。他把笔记本收进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拍了拍西装上的灰尘。沙尘从他的肩头飘落下来,在晨光中像一层金色的细粉。他把椅子摆正,又把桌上的水瓶和纸杯收拾好,扔进垃圾桶里。动作很自然,很熟练,像是在自己家里收拾桌面。

  “林锐,”他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林锐转过身。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眼睛是怎么伤的。”将岸说。“七年了。你一次都没有问过。”

  林锐沉默了几秒。“你不想说的时候,我问了也没有用。你想说的时候,不需要我问。”

  将岸站在那里,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和之前都不一样——不是嘴角的收紧,不是嘴角的翘起,而是一种更柔软的、更放松的、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东西的动作。

  “那个推演,”他说,“是关于萨赫勒地区的。关于撒哈拉沙漠。关于恐怖组织。

  关于军火走私。关于三边交界区。我坐在那个房间里,用八个小时,推演了未来十年萨赫勒地区的局势变化。

  我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人干预,十年之内,萨赫勒地区会出现一个由恐怖组织控制的国家。

  一个在沙漠深处的、自给自足的、与世隔绝的国家。我把推演结果写成报告,提交了上去。报告被归档了。

  没有人看。没有人管。六个月后,我从医院醒来,我的上司坐在床边,告诉我——‘将岸,你的推演很精彩。但精彩的东西不一定有用。有用的东西不一定需要精彩。’”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狼首标志,银色的,在晨光中闪了一下。

  “那次之后,我来到非洲,跟了银狼米歇尔,是因为我不想再坐在一个空调房里推演战争的结局。

  我想站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结局。即使只有一只眼睛。”

  他把钥匙放回口袋,转身向门口走去。他的步伐很稳,每一步的步幅都一样,脚尖微微向外。深灰色的西装在晨光中变成了浅灰色,肩头的沙尘在光线里闪着金色的光。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回过头。墨镜的镜片在逆光中变成了两片黑色的镜子,反射着指挥中心里的一切——显示墙上那张地图、会议桌上那些散落的平板电脑、窗口那片淡蓝色的天空、站在会议桌旁看着他的林锐。

  “林锐,”他说,“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会去三方交界区。我会和你一起去。”

  林锐看着他。“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将岸说。“但我看得见别的东西。我看得见那些数字背后的东西。我看得见那一个亿美元去了哪里。

  我看得见那座城市在什么地方。我看得见秘社的人在做什么。这些——不需要两只眼睛。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彻底了结他们的机会。”

  他转过身,走进了走廊。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均匀的,稳定的,像一台正在运转的、精确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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