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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忘不了那个夜晚，当她把那张七千多元的存折送给她的小伟时，他是怎样拒绝的。他时而咆哮，时而又冷言相向，直到连她自己也像他那样蔑视自己分钱后吃利息过小日子的念头，直到她觉得原已不容易开始淡漠的创业发展的想法再一次清清楚楚，结结实实地从心底站起。五年，她已经离开那个拉紧窗帘点着票子设计宽裕生活的徐淑芳非常非常遥远了，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掉那个烛光迷离的夜晚，就像一个人忘不了旅程中最难逾越的那道障碍，而这障碍是他以他的方式帮她逾越的，虽然他那时是那么野，那么凶，虽然他呵斥讥讽得她痛苦了许久……
还有马婶，她曾与之分钱又与之集资的老搭档。
马婶死了。
像马婶自己说的那样，中午从车间到食堂的路上，她走着走着，跌了一跤，就死了。
马婶是不脱产的副厂长。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名义上的副厂长。她曾几次坚持要马婶脱产，坐到副厂长的办公室里去。
马婶却说：“空出那么一间屋子，让我整天守着屋子干吗呀？还不把我憋闷出毛病来啊？哪有跟姑娘们在车间干活好？跟姑娘们一块儿干活我觉得自己年轻！”
“忽悠”一词，仍在民间广为应用。但到了一九八六年，无论公对公还是私对私，或者公对私或者私对公，办任何事情光靠能“忽悠”是办不大成了。
生活淘汰一类人比舞台淘汰一类明星更迅速。
因而本市的老百姓又创造了另一个词取而代之——“安排”。
是“创造”，绝不仅仅是“选择”。
一个词一旦被赋予了崭新的含意，当然便是创造。正如新的发明取代旧的科学。
“安排”意味着请客、送礼、塞钞票，以及凡能用物质说明的其他许多许多内容。它的技巧是必须掌握权与法之间的细微的原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是更高的学问，比“忽悠”实际得多。
马婶难能精通此道。
她却已久经考验，游刃有余了，这对她是后天的才干。她早习惯了在厂长的日记上写明“安排”这一词。一个普通的女人的灵魂究竟能在生活和事业中走出多远，要看她究竟能与一切称之为“正统”的观念决裂的程度和分道扬镳的勇气。她及时地明白了这一点。她对凡她认为可敬的“正统”观念仍保持着敬意，但如果它妨碍她，她则仅仅把它供起来而已。她已不能够再做它的模范的“修女”，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事业方面。如果它不能导致成功和快乐，甚至只能导致失败和烦恼，那么人为什么非要依顺于它？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许自己缺少快乐，作为一位厂长她不许自己失败多于成功。
她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个女人的风格，各方面的风格。按照自己的风格活着，她才能领悟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当厂长在她看来只不过是自己的活法之一，并不是她活着的目的。
她以她自己做事的风格，征得马婶家属同意之后，在厂内为马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她亲自致悼词。
悼词是这样写的：
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最初我们很不喜欢的人，最后成了我们很喜欢的人，甚至成了我们很亲爱的人。原因何在？让我告诉大家——人的心的确是可以相互交换的。以心换心是最公平的交换。在这架天平上，年龄、性别、容貌、知识，某个人的地位和脾气，都是没有分量的。有分量的只是一颗心。如果将两颗心在天平上调换一下，天平仍然是平衡的，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和别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它跳动的时候，我们便欣慰。它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便悲哀。即使这样的人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这个人对我们也一如从前那般重要，离开我们之后，会被我们铭记着。马婶对我便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连我们的隐私都是从未互相隐瞒过的。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句誓言——同舟共济。她对得起我们之间这句誓言，所以我尊敬她异于尊敬别人。我知道，她对于你们，也许不是一个值得喜欢更不是一个值得亲爱的人。甚至也不是什么副厂长，仅仅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太爱教训你们的、太爱管各种闲事的胖女人。我知道，你们有些姑娘在背地里叫她“半吨”。我并不想在这种场合谴责你们。因为我当年，也就是最初我很不喜欢她的时候，也在背地里对别人把她叫过“河马大婶”。而此时此刻，我内心里的悲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这个工厂得以存在并且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当年的一半基金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刀子嘴豆腐心的，太爱教训你们的，太爱管各种闲事的女人的钱。一万七千多块钱。是她卖掉了自己的城市户口的钱，和她干某些又脏又累的活用汗水换来的钱。她活着的时候从未希望你们知道这一点，并且因此回报她感激和敬意，也从未抱怨过你们不知道这一点。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姑娘在我们这个工厂里工作是愉快的，她已很满足了。她虽然那么爱教训你们，可她甚至都没有要求你们热爱过我们这个工厂。我认为她是有这种权利的。恰恰相反，她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工厂，还应该为你们做好许许多多福利方面的事情。你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干部的子女，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子女。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选择机会和竞争机会已经不少，但提供给你们的却不算多，因为你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家庭的姑娘。当你们考不上大学的时候，当你们终于放弃了种种更令人羡慕的憧憬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向你们敞开它的大门。只要你们永不嫌弃它，它便永不嫌弃你们。这一条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的招工原则，是我们今天所追悼的这个女人的主张。因为她也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她内心里时刻关怀着你们的福利，如同时刻关怀她自己的女儿们的福利。她太爱教训你们，也许正因为她太爱你们。今后，我将继续奉行她生前的主张，因为我也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我将努力为你们实现更多的福利，因为这是她生前的愿望，也是我对你们的责任。我们这个工厂，大概永远不可能向你们许诺更令人羡慕的憧憬，但是它将保证对你们每个人目前的和今后的物质生活负起它应尽的责任，使你们不至于受到贫穷的困扰，仅此而已。别的方面，它只愿协助你们去寻找和获得，但不能代替你们去寻找和获得。这一些话，也是马婶生前总想对你们说明白而总也没有说得很明白的话。今天，在我们追悼她的这个时刻，我相信我已经替她对你们说得非常明白了……
悼词是她亲笔写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从她内心里涌到笔端的。没有修改，不愿修改。她要对马婶维护自己内心里一向对马婶的真实。连她与她的小伟之间的隐情，她都坦白地告诉过了马婶，那么在为马婶而写的悼词中，还有什么不适当的话，是马婶所不能原谅她的呢？何况马婶是宽厚的女人！
她怎么写的，便怎么念了。
许多姑娘听着听着哭了。
录音机播放着哀乐，不是中国人所听熟悉了的那首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安魂曲》。
马婶生前曾说过，最听不得哀乐，一听到哀乐心就像被一只大手揪住了。她也认为中国人所听熟悉了的那首哀乐，不太适于作为凡人的殡葬曲。它使死亡的严峻性对活人显得太强烈了！它太震撼活人的心灵了！而马婶是凡人。一个安分的凡人必定是不愿以自己的死亡去震撼活人的心灵的。相比之下，倒确实是贝多芬的《安魂曲》更适于做一切人、一切不平凡的人和一切凡人的殡葬曲。因为它所体现的悲哀是忧伤的，而不是撕肝裂胆仿佛天崩地坼般的震撼。凡人的死是震撼不了天地的，凡人的死尤其需要的是一首《安魂曲》。追悼凡人的活着的凡人的灵魂尤其需要将悲哀淡化为忧伤，而忧伤之对于活着的凡人的灵魂，也将能比悲伤更长久些。
一辆车头披挂了黑纱和白花的小面包车做了马婶的殡车。她和兼职工会工作的两位姑娘陪同马婶的亲属们乘另一辆大客车前往火葬场。可是许多姑娘也眼泪汪汪地挤上了车，非要将马婶“送到底”。殡车开出厂，又有百多名姑娘骑着自行车紧紧尾随其后，这是她预先没估计到的。
都是些有良心的好姑娘啊！
她从车后窗望着她们一个个顶风猛蹬的样子，心中深受感动，吩咐司机减慢了车速。
她暗暗对自己说：徐淑芳，为了她们，你值得努力当一位好厂长！你永远也不必为自己所选择的这一种活法后悔！
一件马婶在手工车间没来得及缝完的绒布熊猫，做了马婶的殉葬品。
马婶活着的时候常说，做梦都不敢想，这辈子还能在亮堂堂的车间里为孩子们做玩具，这种工作是女人的大福气。一想到有些孩子多么喜爱她亲手做的玩具，她恨不得回到和姑娘们一样的年龄，为孩子们从头儿活几十年……
体重一百八十多斤的马婶，死后用那么小的一个盒子就装下了！马婶的灵魂会不会感到憋闷呢？如果不是因为没处埋葬，她真愿为马婶做一口特大的棺材，用上等的红松木料做……
回到厂里的第一件事，是吩咐会计支出一万七千余元，并且按照储蓄结算了几年来的利息。那时，后来被她送上了法庭的老会计，还受着她的绝对信任。
他问：“要还给马副厂长的家属？”
她说：“是的。如果可能，我还真想出公款为马婶买一个城市户口，像当年别人买我们的一样……”
“你也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卖了？”
“……”
“按理说，对马副厂长，无论怎么做，都不算过分。可具体到我这儿，就没法儿下账了……”
“下在工会支出的账上吧。”
“连本带利，二万多元，不是一笔小数啊！万一公社细查起来……”
不提公社则已，一提公社，她愤怒了。
“那就让他们问我！”
她居然对他拍起桌子来。
但是马婶的丈夫，一个因病提前退休了的锅炉工，一个与马婶的火辣性格恰恰相反的老实巴交的男人，畏畏缩缩地不敢写收条。
他讷讷地说：“这钱我们今后可以花吗？不可以花，拿回去又有什么用呢？”
她说：“这是马婶卖城市户口和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儿挣来的钱，厂里如今应该归还你们，你们当然是可以花的，愿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只知道她当年为了厂，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卖了……究竟卖了多少钱，她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哪晓得是这么大数目一笔钱啊！要是我们花了，以后有一天再说违犯了啥制度，要我们还，我们可怎么还得起？”
“我保证，没人让你们还！”
胆小怕事的男人还是觉得那笔钱烫手。
她急了，代他写了一张收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盖了章。
老会计将她扯到办公室外，提醒道：“当年这笔钱，你们账面上可没注明是借给厂里的啊！如今你替人家写了收条签了字，将来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她干脆地回答：“我负！”
送走了马婶的家属们，她才觉得内心稍微平静了些。
老会计见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试探地问：“你当年那一笔钱……要不要也想个什么名目……今天一块儿支出来？厂里现在资金雄厚了，你也犯不着……”
她倦怠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她常想到那笔钱。她认为那是她为自己的投资，为自己的生活的投资。她对自己目前的生活颇满意，因而并不觉得是损失……
第三天，晚报“群众之窗”专栏，登出了一封批评信。批评百花玩具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精神文明之时，为一位厂领导的死停产一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更严重的是，厂长徐淑芳在悼词中，只字不谈化悲哀为建设四化的热情，却大谈所谓良心，以封建主义的恩德思想蛊惑人心……
措辞尖酸，行文刻薄。
全厂的姑娘们差不多个个都被激怒了，她们拿着那张报纸到厂长办公室去找她。
而她不在。因为她已先于她们看到了那张报纸……
当天，有几十名姑娘进了城，到报社去提抗议。她们离去的时候，在总编办公室和走廊里留下了一地瓜子皮儿。
报社的人训斥她们：“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了？露天电影院？扫干净了再走！”
“哟呵，怪厉害的！瓜子皮儿就让你们不高兴了？你们往我们脸上抹黑怎么说？”
“扫干净了再走？姑娘们不受你们这份儿支使！”
“你们自己扫吧！”
“你们自己也别扫了，明天后天我们还来呢！”
她的姑娘们不是好惹的。
那一天，报社不知往她的办公室里挂来了多少次电话，而厂长秘书的回答是：我们厂长今天不在，明天后天也不会在。她这几天忙于谈业务。
第二天又有另一批姑娘到报社去抗议……
比第一天那批姑娘留下的瓜子皮儿还多……
她的原则，或者说她的厂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事关百花玩具厂荣誉的问题方面，她从不含糊。她要让世人知道，小厂不可辱，小厂不可欺。谁也抓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指责她怂恿那些姑娘到报社胡闹。因为三天内，她确确实实都不在厂里，她确确实实都在与各方面洽谈业务。
只有老会计心中明白。因为他得到她的指示，对没上班而到报社去了的姑娘们，当天的工资按“出勤”算。
第四天，她亲自出现在报社总编室。
很有点儿“少壮派”气质的总编，对她拍桌子蹾茶杯，大大发了一通脾气，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却表现得相当有涵养，一声不吭，听任对方宣泄个够。
末了，人家指着她的鼻子说：“像话吗？啊？连续三天，一拨一拨地来！你们这个厂也太无组织纪律性了！”
她端正地坐着不动，微笑道：“我可以保持涵养，但前提是您的手指尖千万别碰到我的鼻子。”
对方的手立刻就放下了。有时候微笑着低声说出的话，要比愤怒地大嚷大叫更奏效。这是她的经验，她还不止这一条经验哪！
对方客气了些，宽宏大量地说：“既然你亲自来赔礼道歉了，事情也就算了。你回去要好好教育你的工人们！”
“您想错了！”她仍微笑着说，“我不是来向你们赔礼道歉的。我是亲自来向你们提出抗议。你们预先不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结果不但损害了我们厂的荣誉，也损害了一位无辜的死者的荣誉。我以我们厂，也以死者及其家属的名义，郑重通知您，要对贵报进行法律上的起诉。至于谈到我们厂的组织纪律性，我十分惊讶您居然不知道，它是前不久唯一被评为市厂纪厂风优秀单位的集体企业。而我的工人们到贵报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明白，叫作‘众怒难犯’。这是我们所聘请的律师的名片，您收好。请今后不要为此事给我本人挂电话了，我目前工作很忙，接下来应该是你们和我们的律师打交道了……”
对方一时望着她发起愣来。
她从容告辞。走到门口，转回身又微笑道：“我不对您说再见。让我对您说——咱们法庭上见。”
她那辆漂亮的小汽车停在报社门口。
她刚打开车门，一位报社里的老同志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跑到她跟前，搓着双手说：“徐厂长，您看，事情本来不必搞得这么僵……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我们总编刚上任，年轻气盛……请您，再跟我们详细谈谈好不好？”
她看了看手表，抱歉地说：“真遗憾，我没时间了，还有别的事儿。不过欢迎你们明天派记者到厂里来调查了解一下。”说罢，毫不动摇地坐进车内，大声吩咐司机：“开车！”
第五天，果然有一位记者来到了厂里。调查的结果是——所谓“劳民伤财”，不过是开了四十分钟的追悼会，几丈黑布，一卷白纸而已。事实亦是如此。“停产一日，兴师动众”也纯属夸大其词——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停产半日。绝大多数工人开完了追悼会就回各车间干活去了……
第六天，晚报上登出一篇和登在“群众之窗”专栏上那封“批评信”字数差不了许多的自我批评文章——当然是报社的自我批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引为缺乏调查了解的教训。
她也就相应地从法院撤回了起诉书——将它寄到了报社，以证实“咱们法庭上见”，不是威胁对方的谎言。
同时致信报社总编，只一句话——“我是个不爱在这类问题上开玩笑的人。”
总编的复信更其简短，仅两个字——“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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